，而可以说是被动的，不得已的。也许受了恐吓的斯麦尔佳科夫只答应对于谋杀不阻挡，但因为预感到人家会指控他纵容谋杀主人，不呼喊，不抗拒，——所以预先请求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允许他到时假装羊癫疯发作，躺在那里，‘你尽管去杀你的罢，与我不相干。’但即使果真如此，那也同样因为羊癫疯一发，家里一定会引起慌乱，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预先见到这一层，也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个主意的。…不过我可以暂且让步，就算他能同意；但是结果仍是一样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终归是凶手，直接的凶手，是他起意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只是被动的参与者，甚至还不是参与者，而只是由于惧怕才违背自己的意旨加以纵容。法庭是一定会区别对待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被告刚一被捕，就一下子把一切都推到斯麦尔佳科夫一人身上，只对他提出指控。并不指控他和自己同谋，却只指控他一个人，说这是他一个人做的事，他杀人越货，是他一手干的！既然两人立刻互相对咬，那又算是什么同谋呢？这是永远不会有的事。而且你们应该注意，这在卡拉马佐夫是极冒险的事：他明明是主谋，而斯麦尔佳科夫却不是，只是纵容者，作案时正躺在隔板后面，而他竟想把一切推在一个躺倒的人身上！那个躺着的人一生气，单单为了自卫也很可能会马上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他会说，这是两个人都参与干的，不过我没有杀人，只是因为害怕才准许和纵容了他。因为斯麦尔佳科夫会明白，法庭一定会马上辨清他的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自己受到惩罚，也一定会比打算把一切推到他身上的主犯所得的刑罚要轻得多。但要是果真这样，他不用说是一定会直供出来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看见这种情形。斯麦尔佳科夫一点也没有露出同谋的话，尽管凶手曾坚决地把他指控出来，一直指控他是唯一的凶手。不但如此：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的时候反而坦白说，是他自己把关于装钱的信封和暗号告诉被告的，要是没有他，被告将毫无所知。假使他果真同谋犯罪，他会不会在预审的时候这样轻易地说出这话，说一切都是他自己告诉被告的呢？相反地，他必然会一味抵赖，把事实加以歪曲和缩小。但是他既没有歪曲，也没有缩小。只有无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谋的人，才能这样做。现在他由于羊癫疯和不久前爆发的这桩祸事，害起了病态的忧郁症，竟在昨天上吊自杀了。死后留下了用他那种特别的文体写的一张纸条：‘我出于自觉自愿，消灭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无涉。’是的，最好他在纸条上再添上一句：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但是他并没有添上。他的良心对一件事情敢做，而对于另一件事情却不敢么？

“可怎么回事呢，刚才又有三千卢布缴到了法庭上，据说，‘这就是原来装在物证桌上放着的那只信封里的钱，是昨天从斯麦尔佳科夫手里拿到的。’但是诸位陪审官，你们自己也记得刚才那幅悲惨的图画。详细情形我不再复述，但我要挑选其中两三个最不重要的情节来说一说我的看法，——正因为它们不重要，所以不是每个人想得到，而且是容易忽略的。第一，还是那套话：斯麦尔佳科夫由于受良心谴责，昨天把钱缴回，自己悬梁自尽了（因为没有良心的谴责，他是不会交出钱来的）。而且不用说，他自然是在昨天晚上才第一次对伊凡-卡拉马佐夫承认他的犯罪，就象伊凡-卡拉马佐夫自己宣称的那样，要不然后者为什么一直缄口不言呢？那么说，他确实是作了坦白，但我又要重复一句，既然这样，既然他明知明天就将对无辜的被告进行可怕的审讯，那他又为什么不在他临死的那张字条里向我们宣布出全部的事实呢？光是钞票不能算做证据。比方说，我和在这大厅里的另外两个人，就在一星期以前完全偶然地得知一桩事实，那就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曾把两张年息五厘的五千票面的库卷，一共一万卢布，寄到省城里去兑现。我说这话的意思是钱在一个时期内是大家都可能有的，缴出三千卢布，并不能完全证明它就是那笔钱，就是从某个抽屉或信封里拿出来的钱。还有，伊凡-费多罗维奇在昨天从真正的凶手那里得到那样重要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