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听这个故事吧！诸位陪审员们，我已经向你们表示过我的意见，为什么我认为一个月以前把钱装在护身香囊里的那套话不但荒诞，而且是极不可信，因为这种虚构只是在这种情形下才想出来的。即使有人打赌想说出和想出最不可信的故事来，他也想不出比这再坏的东西了。主要的是，别人可以用一些细节来把这种得意非凡的故事家逼入困境，压得粉碎，现实生活是永远不乏这种细节的，但那些不幸的、身不由己的编谎人却总是把它们当作似乎完全没有意义、没有用处的小玩意而加以忽视，甚至连想都不去想它。是的，他们在这种时候顾不到这些，他们的脑筋只在那里创造庞然大物，谁敢请他们注意这类琐碎的东西！但是恰恰就在这上面他们被抓住了！人家问被告：‘你缝护身香囊的材料是从哪里拿到的？谁给您缝的？’‘我自己缝的。’‘但是那块布是从哪里拿到的？’被告生气了，他认为这简直是故意找他麻烦的小事情，而且你们信不信，他确实是真的生了气，真的生了气！他们这类人都是这样的。‘那是我从衬衫上撕下来的。’‘好极了。这么说，我们明天就会在您的衬衣裤中找到这件撕掉了一块布的衬衫。’你们可以想象，诸位陪审员们，如果真有这件衬衫，那在他的皮箱或衣柜里是不会找不到的，而只要我们果真找到了那件衬衫，那就成为一个事实，一个具体事实，证明他的供词的正确！但他是不可能这样想的。‘我不记得了，也许不是从衬衫上撕下来的，我是用女房东的压发帽缝的。’‘什么压发帽？’‘我从她那里拿来的，就在她那里乱放着，一顶旧的布帽子。’‘您记得很清楚么？’‘不，我记得不大清楚。…’他当时那种生气的样子，真是不得了，但是你们想一想：怎么会不记得呢？在一个人最可怕的时刻，例如在被押去处刑的时候，会记清的恰恰是这些琐碎的事情。他会忘却一切，但是对于他在路上偶尔看到的某所楼房的绿色的屋顶，十字架上的乌鸦，却记得清清楚楚。他在缝护身香囊的时候，是背着屋里的人的，他应该记得：他手拿针线的时候，怎样感到屈辱地害怕得要命，生怕有人进来撞见；怎样在敲门的时候跳起身来，跑到隔板后面去，——他房间里有这样的隔板。…可是诸位陪审员，我为什么要把这一切，所有这一切详情细节告诉你们呢？”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忽然把声音提高说“就是因为被告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坚持着他这一套荒唐的说法！在这两个月里，从他最不幸的那个夜晚以来，他没有做一个字的说明，没有在以前杜撰出来的供词上增添一桩现实的、能够说明问题的事实。他的意思是说这一切全是鸡毛蒜皮，你们相信我的名誉担保好了！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急于要相信，即使相信你的名誉担保也行！我们难道是喝人血的狼么？请你们哪怕指出一件对于被告有利的事实来也好，我们非常欢迎，——但必须是具体的、实在的事实，而不是他的亲兄弟从被告的脸色上得到的推论，也不是指出他敲胸脯，就一定应该是指着那个护身香囊，而且还是在黑暗之中。我们很乐于得到新的事实，我们可以首先放弃我们的控诉，我们可以立刻放弃。可是眼前呢，公道在那里要求伸张，我们只能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们什么也不能放弃。”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转入了讲词的结尾。他好象得了疟疾，他大声疾呼地要求为所流的血复仇，为被儿子“以卑鄙的劫财的动机”而杀死的父亲的血复仇。他坚决地指出了各种悲惨而罪恶的事实的总和。“无论你们将要从才能卓著的被告律师那里听到什么话，”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忍不住了“无论这里将会发出什么样雄辩感人的言词来打动你们的心，你们总应该想到，此刻你们是正站在正义的庙堂之上。要想到，你们是我们的真理的维护者，我们神圣的俄罗斯的维护者，它的基础、它的家庭、它的一切神圣的事物的维护者！是的，你们眼前是正在这里代表着俄罗斯，你们的判决不仅将在这间大厅里回响，还将传遍整个俄罗斯，整个俄罗斯，整个俄罗斯将倾听你们，把你们看做他们的维护者和裁判者：你们的判决对他们不是鼓舞，就是挫折。不要辜负俄罗斯和它的期待吧，我们的不幸的三套马车正向前飞驰，也许会奔向灭亡。全俄罗斯都早已在伸出手来，要求制止这疯狂而不顾死活的狂奔。如果说别的民族暂时还在躲闪这辆没命奔驰的三套马车，那也许并不是出于尊敬，象诗人所希望的那样，却完全是由于恐怖。你们要注意这一点。由于恐怖，也许甚至是由于轻视它，而且单单躲闪还算是好的，只恐怕说不定竟会突然不再躲闪，而会象一堵墙似的坚决挡在这狂奔的噩梦面前，自己挺身来阻止我们这种无法无天的、疯狂的奔跑，以便拯救自己，拯救教育和文明！我们已经听到这种从欧洲传来的惊惶的呼声。这声音已经开始传播了。千万不要挑拨他们，不要做出为亲子杀父开脱罪名的判决，来加剧他们那愈来愈增长的忿恨！…”

总之，尽管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