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自应宝时至新贻，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动机，似有可原之。此中是非，无法论。但我有一发现，自信不虚，即新贻的被刺，实以此案为导火线。

两奏参看，实情昭然若揭，当时确有丁惠衡在场，纵未指使，巡夜的薛荫榜为了趋奉“抚台大少爷”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丁日昌初无袒护之意，无奈祖母心疼孙，纵容潜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说丁日昌孝友过人，抚吴之日，迎养九十岁老母黄氏于署中，慕如儿时，又亲为其兄煎药，所以对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极大的难题，行法则伤亲友，孝母则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曾九帅——曾国荃之独成大功，则曾国藩很明白，是他一手所致。以他求缺的本心来说，是过分了一些，所以内心特不安。金陵未下，便已决定了裁抑湘军的基本宗旨。他说过“办大事以觅替手”为第一，因而扶植李鸿章与淮军来代替他与湘军。金陵一下，立即着手裁撤湘军。同时对曾国荃的前程，持一消极的态度，绝不鼓励他往上爬。

照我的看法，李鸿章最初心目中有三个人，丁宝

到案，而通案人证又未便久稽，当饬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提集众证，会同严审，均并是夜丁惠衡实未同往，再三究诘，矢不移，分别议拟，详解勘讯。臣查薛荫榜带勇巡夜，适遇勇丁在馆滋事，各予责，本系分内之事。勇丁徐有得于被责四日后殒命，当时受伤，他并无伤痕，质之同被责之刘步标、刘崇豹，及船工尚发，医生陶鹤鸣，供俱相同，其为责伤毫无疑义，自可毋庸检验，以免尸遭蒸刷之惨。惟薛荫榜以惩治游勇之法，任意重责未能详慎，实属咎有应得。至丁惠衡是否同往一节，查抚臣丁日昌平素治家过严，嫉恶殊甚，因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不肯糊了结，是以奏请审办。现经臣提集九年七月，日昌奏言：臣公时，嘱臣丁惠衡约束亲丁，乃敢任听闲游滋事，迨臣访闻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疑伊亦在场，当时忿怒所，以家法死。丁惠衡畏死潜逃，至今半年之久，犹复惧责不归，致臣九旬老母寝难安。请旨将盐运使衔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将臣严加议，以为辜恩溺职者戒。

应讯人证，当堂驳诘，反复参观，不特丁炳等称并无丁惠衡在内，即被责之刘步标、刘崇豹等，亦未能于丁炳、丁继祖、周兴、范贵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属可信。

先总括一句：新贻之被刺，意味着湘军之夺回两江。换句话说，新贻是湘军与淮军全面明争暗斗下的牺牲者。曾国藩本来是“诸葛一生惟谨慎”的人，不但熟读史书，时时有功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明盈虚消长之理，所以别署“求阙斋”凡事忌满，谦抑。在他当穷翰林时，梦亦不曾想到过，居然有一天会封侯拜相，节制五省，征兵筹饷，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诏示，不为遥制。这样的权柄，是清朝开国以来，除了康熙末年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恂郡王胤祯以外，谁也不曾得过的。当然，吴三挂、年羹尧也曾有过，但由僭越而来，非朝廷授权。而吴三挂、年羹尧的下场，对曾国藩则是两面再也清楚不过的镜。

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真是飞黄腾达了。但他所苦者“班底”中缺乏全面的人才，下只有一个刘秉坤是翰林，在资格上可望成为督抚。此外就是一个丁日昌，才有余，资格又不足。因此，李鸿章必须在平辈中去找助手，条件有三：第一，至少两榜；第二，方面之才；第三，能听他的话。李鸿章是光二十七年丁未的翰林，他这一科得人甚盛。而清朝的士大夫又最重师门与年谊，是故李鸿章要找助手，当然是从他的同年中去。

此奏反复调的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令人兴起“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再看丁日昌的奏折，更知别有缘由。

新贻被刺，在此案定谳之后一个多月。清朝有所谓“四大疑案”新贻被刺即为其中之一。不久，上海演一新剧，即名“张汶祥刺”说新贻渔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又有一说，新贻与新疆的回有关，实皆谰言。殉公而又蒙谤，不平孰甚！因此我在写《慈禧全传》，曾细述真相。如今更可作一补充，为读者一谈新贻被刺的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