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那儿。他们趴在钢板、沙袋以及横倒的家后面击，很节省弹药，隔相当长时间才放一枪。

奥斯卡并没有这份力。那个脑袋上着波兰钢盔的米尚博士并没有征我伍，当我匆匆下了楼梯闯营业厅时，正巧绊到了他的上，他给了我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刚接完，便又大声用波兰话咒骂着，忙他的保卫工作去了。这一记耳光，我只好忍了。所有的人都很激动，都很害怕，尤其是米尚博士，他毕竟是责任在，所以情有可原。

第二个受伤的人躺在一个草袋上，呼困难。他没有想要回到沙袋后面去的表示。他每隔一段时间大叫一声，也不怕难为情，因为他腹中了弹。

我跟在那些慢慢爬上楼梯的男人后面，到了二楼。这时，事实证明我猜对了。他们把伤员抬了我待过的那间没有窗因而很安全的信件存放室。他们也认为，在没有床垫的情况下，放信件的篮虽说太短，但对于伤员来说毕竟是个比较和的地方。我悔不该把自己的鼓埋在放满没法寄的信件、可以动的篮里。这些开绽、穿了窟窿的邮递员和营业员的鲜血会不会透过十至二十层邮件，染红我那面迄今只用油漆染的鼓呢？我的鼓同波兰人的血有何系？让他们用自己的血去染红他们的单据和活页纸吧！让他们把墨瓶里的蓝墨倒来，随后上红的血吧！让他们把自己的手绢和上浆的白衬衫染上一半鲜血，变成红白两的波兰国旗吧！现在是事关波兰而与我的鼓无关啊！

①此指纳粹后来使用的V－1飞弹和V－2火箭等。1944年，戈培尔曾大肆宣传过。

无论如何我得先在营业厅里找寻扬和科比埃拉。我注意躲开米尚博士，但既找不到我的表舅也找不到看房人。我注意到营业厅里玻璃的损坏情况以及大门两旁墙上灰泥的裂和难看的窟窿，还目睹他们抬走最先受伤的两个人。一个是位年纪较大的先生，灰白发，细心梳理的分一没。一颗弹伤了他的上臂，别人替他包扎伤时，他不断地说话，神情激动。人家刚用白纱布包扎好他的较轻的伤，他就想一跃而起，去抓他的枪，重新趴到那些显然不能防弹的沙袋后面去。幸亏由于失血引起的一阵轻微眩迫他又摔倒在地并且安静下来。这时，那个钢盔、便服前小袋骑士手绢一角的矮小壮实、五十来岁的人，那个名叫米尚的博士先生，那个昨晚详详细细盘问过扬-布朗斯基的局长，打着文官骑士的雅手势，命令这位负了伤的老先生以波兰的名义保持安静。

奥斯卡正要再次检查伏在沙袋后面的那一排人，看看他要找的那两个是不是在里面。此时，两发炮弹几乎同时在大门上方和旁边炸开了，震响了营业厅。他们挪到大门的柜被震开了，一捆捆的单据掉了来，散了捆，满天飞，随后又飘下来，在地上行，铺满了方砖地。这哪里是单据的用途呢？不用说，剩余的窗玻璃都碎了，大块小块的灰泥从墙上、天板上落下来。他们把第三个伤员从石灰烟雾里拖到大厅中央，随后，据钢盔的米尚博士的命令，把他抬到二楼去。

大多数办公室里，一些窗玻璃已经挨了民军的机枪弹。我匆匆看了一破碎的窗，把它们同我在可以平静地呼的和平时期用钻石声音唱碎的玻璃作了一番比较。这时，我心想，如果有人要求我为保卫波兰邮局一份力的话，如果那个矮小壮实的米尚博士来找我，不是以邮局局长而是以守卫邮局的军队指挥官的份召募我波兰军队服役的话，我的声音便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为了波兰，为了开但又始终结硕果的波兰经济，我把对面朝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房的玻璃，沿雷姆河的房的玻璃，施奈德米尔巷上整排的玻璃窗，也包括警察分局的玻璃，再同从前一样用远程效果把旧城沟和骑士巷上得很亮的玻璃，在几分钟之内都打上一个个通风的黑窟窿。这将在民军和旁观的市民中造成混。这将产生许多架重机枪所产生的效果，并将使大家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相信奇迹武①。不过，这还是救不了波兰邮局——

每上一级楼梯，这个受伤的邮局职员就一声。奥斯卡跟在他和抬他的男人后面。没有人把奥斯卡喊回来，没有人问他跟上去吗，也没有人像米尚方才那样扇他耳光。他也尽量小心，不去绊这些邮局保卫者的。

营业厅里的时钟告诉我，现在是四二十分。时钟走到四二十一分时，我这才假定，最初的战斗并没有损坏时钟的机件。钟还在走。时间照旧逝，安之若素，我不知这兆是好还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