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

“这么好听的名字。是嘛的？”

“就是苹果木。”

连良应邀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下榻在惠中饭店。当晚，见弟外未归，便十分着急。李宝荣找到中国大戏院经理孟少臣后说明情况，连良立即恳托孟少臣设法营救。几经周折，最后通过人称"张二爷"的帮会目，才算把人放了来。别人都说，能从徐树手里活着来，多亏有个连良。这个姓李的警察老来写了篇自传质的文章【2】，里面详细描述了这件事。

他。（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洪秘书说：“当然是有事才来。”

连良善于肆应，又仗义之风。对亲戚，对朋友都是一副。他演义务戏一向心。有义务戏演，只要人在北京，他是一定参加的。每年年终的梨园公会演义务戏，更是当仁不让。他和杨小楼、梅兰芳一样，也有私房龙。连良从不亏待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钱给他们。到了年关，还额外送些米、面、菜等实。

“连良来了！”

“你父亲要请连良帮忙。”洪秘书这样说。

连良说：“我不是收藏家，只喜好一些小玩意儿。”

“嘛用的？”

随着一声喊，我们全家连同秘书、警卫、勤杂、厨师、司机、保姆都来了神，真可谓翘首以待。这时，我会到一个名艺人比一个政治首领的引力，可大多了！连良着藏青西服，材修长，前额开阔，鼻梁笔直，睛明澈。脸上，泛着浅浅的笑容。

“烤鸭。”

“戒得掉

“想在北京落脚唱戏。”

我搂着父亲，大笑。

小翠是旦，与四大名旦齐名而独树一帜，擅长表演风泼辣的角，自九岁登场，四十年没离开过舞台。1949年后，废除跷功，他的一分戏不能上演。文化宣布一批禁戏，其中好多是他最叫座的剧目。戏改中的清规戒律，更使他胆颤心寒。觉得演这个是丑化了工农，唱那个是侮辱了妇女。于是，什么戏都不敢演了，也解散了自己的戏班——永和班。后居简，索连功也不练了。1956年，上边提了"百家争鸣，百齐放"的文艺方针，戏曲界开始挖掘整理传统戏，像《四郎探母》等禁戏也开始恢复演。小翠先后演了《一匹布》等几个小戏，大受迎。他兴奋得夜不能寐，算了算自己现在还能演的大戏有十来个，小戏近二十个。这样，他希望重新组班，再现江湖。小翠向文化局提请求。文化局则要他先造个组班的册。没想到的是永和班的人，大多有了去。他也不能"挖角"。这个情况被连良得知后，立即邀请他参加北京京剧团。当然，形势很快急转直下，事情也就没有了下文。但小翠心里明白"没有下文"的责任不在团长。他已经很激这份情谊了。

之后，父亲向他介绍了民盟的情况。说，民盟虽然被统战划为以等院校为主要成分的党派，但像连良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当也是收的对象。连良一再说，自己是很愿意和文人往来的…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一日下午，我在家完功课，跑到院里踢毽。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跨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30年代，连良曾有过一次难忘的救弟经历。那时，天津有个当警察分局局长的人，叫徐树。他倚势欺人，横行霸。一天，他带着枝招展的小老婆，在圣安娜舞厅舞。人刚座，临座的一个青年多看了那小老婆几。徐树哪里容得，立即叫来便衣，把那人架走。在刑讯室里，打得血满面。又叫个剃匠将乌黑油亮的发，剃个光。再让从厕所提来一盆，给那人下去。之后，又番打，人很快昏死过去。苏醒后，一个叫李宝荣的警察悄悄问他："你姓啥？你是回民吗？"

我听说这类事后，很奇怪，问母亲：“听说大烟能上瘾。什么叫‘瘾’呀？”

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主客二人从大客厅来。父亲对那罗女士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你的。”遂转对洪秘书说：“替我送送客人。”那罗女士对父亲鞠一躬，并一再谢。

“你是连良的弟弟。”那警察问。

瞧这架势，我惊奇不已，也兴奋不已，便跟着这些白衣人满院跑来跑去。看久了，便产生了一错觉：好像是连良在请我们一家人吃饭。

我举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

父亲知连良也有逛琉璃厂、火神庙的好，对玉石类的古董很有鉴赏平。他收藏的翡翠、白玉、玛瑙雕刻和鼻烟壶相当名贵，圈里的人都知。艺人生活的文化情，常与泡澡，品茶，神聊，遛弯儿，养鸽，烧酒，绸缎，鼻烟壶，檀香等小零碎拼凑起来。这既是俗常的生活享受，又是对中国文化神的自然理解与细品味。艺术与生活在这个文化层次上合无间。它骨髓，到常人不可思议。所谓气质，风格，情调，韵味等等，属于审范畴的东西，往往就是被这样一些有文化渗透的家常琐屑浸染而成。不北京城悬挂什么旗，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像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心地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艺术是拒绝象的。从事艺术的人，大多个饱满。他们只能活在个的生动觉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答：“是果木。”

听了这句话，没看戏的父亲也和我一样兴地直乐。

“她叫罗蕙兰。”洪秘书答。

我问母亲：“这到底是谁请谁呀？”

“是。”接着，那青年央求李宝荣到中国大戏院给连良送信。

时近黄昏，天空呈现琥珀的光辉。墙、屋脊、树梢也都涂上一抹残。

在把客人送大客厅后，洪秘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连忙跑过去，问：“那女的是谁？”

到了演的那一天，父亲恰好有外事活动，不能去了。我看戏归来，父亲问：“小愚儿，那罗蕙兰演得怎么样，漂亮吗？”

没过多久，连良托人送来四张戏票——是他和罗蕙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审刺汤》。

“是唱京戏的。”

“找你父亲。”

母亲说：“鸦片也好，杜冷丁也好，主要成分都是吗啡。吗啡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一旦占据了人脑，就能产生轻松解放的觉。而且，这个觉一生都无法忘记。所以，有了瘾，就有了病，终不愈。”

饭前，父亲还请连良欣赏了自己收藏的折扇，鼻烟壶，玉质小摆件。连良客气得很。对每一件都说好，好。父亲告诉他，自己主要是收藏古书，不是专门收藏古玩的人。

站在一边的父亲，也咧着嘴笑。（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我说：“她找我爸有事吗？”

“什么叫果木？”

“太好啦！”我不禁呼起来，遂又问：“她为什么来咱们家？”

“这事儿，我爸能行吗？”

在院一角，柴火闪耀，悬着的鸭在薰烤下，飘散着烟与香。我又厨房，见所有的桌面、案板、菜墩都铺上了白布。连良请来的厨师，在白布上面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菜墩和各炊。抹布也是自备，雪白雪白的。我看了看，觉得只有和火是我家的了。这哪里是父亲在家请客？简直就是共赴圣餐。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大不一样"的话来。心里不由得生发一神圣。

已是夜阑灯炧，连良告辞，父亲送至二门。悠然而至，翩然而归，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仙。

我问扛木者：“这些树枝是什么？”

母亲笑：“我也分不清了。”

“去呀，去呀！”父亲也跟着叫。

提及艺人的家世，连良告诉父亲：自己世居北京。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人称“门家”茶馆的院落大。时间长了，居然成了戏迷聚会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里，连良的父辈玩票、也都拜师学戏，还都学的是老生。到了自己这辈，兄弟先后了梨园行。连良没有谈及家情况，父亲知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难言者乃世间情与家，自然不便多问。

连良有没有短呢？有短。短是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与当今的演艺圈非常相似。他，其他几个名角，也。

王金璐是1936年的童伶生行冠军。他迷（连良）又崇（连良），故而拜连良为师。1959年，他在西安演《铜网阵》摔成重伤，在家调养整整十八个年，日过到了山穷尽的地步。连良为在经济上能有所助，便请王金璐的夫人给自己抄剧本，些文字工作，这样可挣些钱，贴补家用（"文革"中连良去世，可怜王金璐夫妇就只能靠糊火柴盒度日了）。总之，梨园行无人不佩服连良的侠义心。

我说：“漂亮，比连良还漂亮！”

1958年，北京京剧团在公安礼堂演。前面是杨盛的《艳楼》，后面是连良的《淮河营》，演一切正常。当夜，长期与连良合作的杨盛猝死于家中。杨盛梨园世家，四代武生，在剧团担任演员队队长，工作铺排得有条不紊，人缘又是极好。年仅45岁，抛下了五个孩，其妻（继室）为谭小培之女。噩耗传来，连良泪满面，悲痛不已。那时杨之长杨少是中国戏曲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家境困难。连良亲赴学校，找到校长，要求杨少转到北京京剧团。调到剧团，他对杨少说："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连良说到到。以后年轻的杨少，一直拿着杨盛的工资。杨少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连良为了他日后成材，特请武生手王金璐传授技艺。拜师那日从安排到费，都是连良一手办。此后，连良又去北京戏曲学校，和领导商议把杨盛另两个孩转北京京剧团学员队，让他俩打打武行，得以养活自己，对此，剧团无人提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