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滴泪也没掉，冷观察着送葬的人。送葬队伍在柳树下围成一个圆圈站定时，那沉重的棺木，由十六个壮的小伙，扯着八一把的麻辫的两，轻轻地送下的墓。余司令抓起一把土，冷酷地打在锃亮的棺盖上，砰然一响，人心动摇。几个持锹的人，扎起大块的黑土，填到墓里，棺材愤怒地叫着，渐渐隐没在黑土之中。黑土上长，填平了墓，隆了地面，凸成一个馒状的大丘。余司令掏枪来，对着柳树上面的天，连放三响。弹鱼贯着穿过树冠，冲掉几片细眉般的黄叶，在空中旋转着飞。三颗亮晶晶的弹壳，弹到腐臭的湾里，一个男孩下湾，噗噗哧哧地踩着绿的淤泥，把弹壳捡走了。任副官掏郎宁手枪，断断续续地放了三枪。郎宁弹膛，打着鸣般的呼哨，冲向粱上空。余司令与任副官各提着冒烟的手枪，四目对视。任副官，说：“是大英雄自风！”然后就枪腰，大步往村里走去。

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这样的纯好汉。只可惜任副官英雄命短，他在昂首阔步，走了大英雄八面威风之后三个月，竟在洗那支郎宁手枪时，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枪弹从左去，从右耳来，他的半边脸上沾满了钢蓝的粉末，右耳了三五滴黑血，人们听到枪声扑去，他已经歪倒在地死了。

官搞来了一黄缎挂里、外刷了铜钱厚清油的柏木棺材，把余大牙盛装厚葬，坟墓建在湾边那棵小柳树下。殡那天，任副官黑衣括，发灿烂。他的左臂上缠了一块红绸。余司令披麻孝，大声嚎哭。一村，他用力把一个新瓦盆摔在砖上。

余司令捡起任副官那支郎宁手枪，良久不语。

父亲发现余司令提着枪的手臂缓缓地举起来，枪追踪着任副官的背影。送葬的人惊讶万分，但无人敢吱声。任副官全无知觉，昂首阔步，有条不紊，迎着齿般旋转的太，向着村走。父亲看到手枪在余司令手里抖了一下。父亲几乎没有听到这一声枪响，它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父亲看到这粒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发过去。任副官也不回，保持着均匀协调的步继续前行。父亲听到从任副官那儿，传来嘬的哨声，曲调十分熟悉，是『粱红了，粱红了！』。我父亲泪盈了眶。任副官越走越远，影愈大。余司令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惊天动地，弹的飞行与枪声的飞行同时被我父亲知。弹打在一棵粱颈上，粱落地。在粱穗落地的缓慢行程中，又一棵弹把它打碎。父亲恍惚觉得，任副官弯腰从路边揪了一朵金黄的苦菜，放在鼻下久久地嗅着。

挑着一担拤饼，王文义的妻挑着两桶绿豆汤，匆匆地往墨河大桥赶。她们本来想斜穿粱地，直东南方向，但走粱地后，才发现挑着担寸步难行。说：“嫂，走直路吧，慢就是快。”

那天，给我父亲缠了一白孝布——自己也是披麻孝，父亲手持一新鲜的柳木，跟在余司令和后边走。父亲亲见到瓦盆的碎片从砖上迸起的情景，接着想起余大牙的脑壳也像瓦片一样迸裂的情景。父亲隐隐约约地预到这两次极端相似的破碎之间有一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件事情与那件事情碰到一起，还会现第三个情景。

和王文义的妻，像两只飞翔的大鸟，在非常空虚的大气里，极端充实地移动。换上了一件红上衣，上的黑发用梳油抹得乌亮。王文义的妻悍短小，手脚利索。余司令招兵买时，她把王文义送到我家，让帮着说情，留下王文义当游击队员。一答应。余司令碍着的情面，就收留了王文义。余司令问王文义：“你怕死不怕？”王文义说：“怕。”他妻说：“司令，他说怕就是不怕，日本飞机把俺的三个儿全炸成了碎块。”王文义天生不是当兵的料，他反应迟钝，不分左右，在场练习步伐时，不知挨了任副官多少揍。他妻帮他了个主意，让他在右手里握着一截粱秆，听到右转的令时，就往握着粱秆的手这边转。王文义当兵后没武，把我们家那支鸟枪给他。

她们走上弯弯曲曲的墨河堤，顾不上看堤坡盛开着的黄和堤外密密匝匝的血红粱，一个劲儿地往东赶。王文义妻受惯了苦，享惯了福。汗淋淋，王文义妻一滴汗珠也不。

父亲早就跑回桥。父亲向余司令报告，说拤饼